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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王的钱与权,英法两国的专制分水岭

拿破仑小炒 小炒说 2020-12-06

小炒注:有钱好办事,没钱办事难。

请先阅读上篇:国王的钱与权,英法两国形似神不似的专制发展


16世纪末17世纪初,英法两国同时进入改朝换代,新朝同样面临巨额债务的问题。但处理结果截然相反:法国顺利化解,英国越滚越大。直接结果就是法国完成专制重建,英国的王权越来越虚,这也成为两国政治走向的正式分水岭。

英法两国的政治体制在17-18世纪分道扬镳,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影子。

与前两篇一样,我们的分析,还是从财政和社会结构这两把钥匙着手。


财政与重商主义国策


在《国王的钱与权,从财政角度探讨英法两国的专制》已说明,资产阶级的出现,才让西欧的专制成为可能。资产阶级有钱,又支持国家统一,国王这才可以借助他们的财力压制封建贵族,打破割据。

因此,无论是法国以人头税为主的直接税、以包税制为主的间接税,还是英国以关税为主的间接税、财政对议会的依赖,都是以工商业发展为基础的。在王权发展的过程中,两国国王都不约而同实施重商主义国策。

国王这么做,是为了获取金银这种硬通货,积蓄财力,从而扩展自己的权力范围。这里面关键有两点:1、只有实现贸易顺差,一国才可以积累金银,也就是说,出口要大于进口;2、为了减少对进口的依赖,一国就得尽可能实现自给自足。

“货币产生贸易,贸易增加货币。”

——托马斯·曼(1571—1641年)

对于第一点,他们都实行保护性关税,以关税壁垒控制国外商品的进入。对于第二点,法国的人口和面积都是英格兰的4倍,农业基础遥遥领先,那么,在自给自足上,英法选择了不同的道路;法国扩大国内的生产和贸易,英格兰以海外殖民供应需要进口的商品

当西方批评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时,他们应该去学习一下自己的历史

所以,16-17世纪,法国每一任有作为的君主,都对国内经济进行刺激、监督和保护,积极帮助建立新的手工工场,修建道路便于运输。英格兰则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海外殖民。

这里我们就能看到英法两国商业经济的本质不同:法国偏向打造自给自足的市场体系,是内向型经济;英格兰着力于国际贸易,是外向型经济。两国都追求贸易顺差,但贸易的地位大不一样:贸易是英格兰的命脉,但只是法国的经济辅助手段。

这在财政体系上体现得也很明显:关税占到英格兰常规收入的1/3,却只是法国税收的一点零头,法国税收主要靠国内的财产税和间接税。

这种选择也造就了社会结构的不同。相对于法国,英格兰人少地贫,技术落后,封建贵族的土地收益明显不如经商,当伊丽莎白一世鼓励海外拓展时,即使是最普通的农民,也看到了发财的机会,随着商业活动带来的财富与日俱增,封建贵族纷纷转向从商,他们投身于国内的圈地运动和国外的贸易,转型为资本家,这就是贵族资产阶级化

法国的商业活动主要在国内,依赖自上而下的经济政策,资产阶级的获利,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政策红利,而不是本身的进取精神,这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比较像。为了更好维持自身财富,资产阶级偏好从政,委身于国王和大贵族寻求保护和强化特权,这就是资产阶级贵族化

财富在国内,又依赖政府扶持,那么政府就很容易掌控这些资源,这是法国财政之手能覆盖全国的客观因素。如果是搞国际贸易,那政府就很难控制了,你在国外干了啥、赚了多少钱,全凭你一张嘴怎么说,商人跟政府就成为一种较为平等的合作关系,而不是谁靠谁的问题,这也是英格兰财政无法摆脱议会的原因之一。

这就导致,法国财政收入能与国家财富成比例地增长,而在英格兰,二者是严重背离的。这又衍生出,资产阶级与王权的实力对比,两国是相反的。

从财政和重商主义国策,我们也能看到西欧与中国形成不同文明的原因。中国幅员辽阔,农业条件远超西欧,农业足够支撑平时的国家财政。中国唯一重商的朝代是宋朝,其原因也是由于对华北平原的控制力减弱,动摇了政府税收的根本,所以明清一统一华北平原,重商戛然而止。


法国的专制重建


法国的专制历史,与中国是高度相似的,总是一治一乱,动乱之后又总能重建专制。


1

贤君名臣

1598年亨利四世以《南特赦令》结束内战,开始波旁王朝的统治,但也继承了1亿里弗尔的债务。国王重用苏利公爵担任财政大臣,开始轰轰烈烈地修复财政和重建法国。

首先削减开支,亨利四世执政21年,法国没有对外征战。然后开源,他完善弗朗索瓦一世的卖官鬻爵制度和包税制:1、建立官职税。这与弗朗索瓦一世有关键区别:官职税按照官职售价每年征收,职位可以世袭;以前是按照售价一次性征收,职位到期重新售卖一次。这就导致,卖官收入迎来井喷,赶上并超过人头税。与弗朗索瓦一世还有个很大的不同,亨利四世将官职尽量卖给易于驾驭的资产阶级,而不是不听话的贵族,从而加速了法国的资产阶级贵族化。2、将多种间接税税种统一打包、统一招标,从而减少包税人数量,提高征税效率,这就是“总包税制”的初始版本。包税收入大幅增长,随着商业的发展,包税收入逐渐成为法国政府的主要财源。最后进行债务置换,拉长期限、降低利息,与我国现在做的一样。
四管齐下,法国在1601年就实现预算平衡,到1610年亨利去世时,法国不仅债务清零,而且实现了盈余1200万在修复财政的过程中,亨利四世和苏利公爵休养生息,通过奖励农耕和重商主义国策发展国内生产,减免税负,兴修水利,鼓励出口。不仅扩大了税基,还使法国国力重新恢复,亨利四世因此被誉为“贤明王亨利”,类似于中国的汉景帝。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专制王权的强大回血能力,满目苍夷的法国能在20年内完成重建,而分裂的意大利,在意大利战争后继续沉沦300年。

“法国和我自己,都需要休息休息了。”

——亨利四世

法国的财政体系依然沿袭了过去,但财政结构开始变化,最明显的就是人头税比重开始降低。1607年财政收入2000万里弗尔左右,其中人头税900万,包税收入800万,卖官收入150万,人头税占比首次低于50%其中包税收入来源于关税、商品交易税等间接税,它的迅猛增长意味着商业的繁荣。此后的17世纪,政府都有意降低人头税比重,收入的增长很大部分靠包税和卖官,只有在战争期间,才会大幅增加直接税。财政结构的变化,表示国王力图降低对贵族的依赖,增强王权专制,这就需要持续重商。在社会结构上,由于依然是平民承担着绝大多数的税赋,富裕的特权阶级免税,社会结构也随之复制了过去。最大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从政。


2

内乱的历史重演

有了点家底,又开始浪了。1610年,亨利四世向西班牙哈布斯堡开展,当时的法国被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包围着,每一位雄心勃勃的法国国王,都希望与哈布斯堡军队开展来彰显威望。

明显操之过急了。当时的西班牙,正是美洲白银开采的巅峰期,刚开战,亨利四世遇刺身亡,1200万的积累很快消耗殆尽。

法国又回到了1559年意大利战争失败后的局面:专制王权动摇、大贵族蠢蠢欲动。贵族们甚至在1614年重启三级会议,试图学习英格兰限制王权。但是事与愿违:资产阶级代表的敌对情绪十分强烈,他们呼吁王权的回归。法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有很多已经投靠王权,而且还仰仗国王的经济政策。自此,直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,三级会议再也没有召开过。

英格兰资产阶级竭力通过议会限制王权,法国资产阶级强力拥护王权,这种鲜明的对比,除了两国资产阶级成长方式不同外,还在于两国封建贵族的实力差别法国贵族随着商业发展而同步增强,英格兰贵族因分化而减弱。

在财政结构上,国王对贵族征收的人头税的依赖性进一步降低。1620年,财政收入3100万,人头税、包税收入和卖官收入,几乎三分天下。即使人头税降低,政府依然有钱平乱。而在16世纪,人头税占据国家税收的2/3以上。

今时不同往日,贵族势力依然强大,但不足以像16世纪下半叶那样掀起惊涛骇浪。17世纪20年代,法国南部再度爆发宗教战争,但人数和激烈程度远不如16世纪。


 3  01  法国的张居正:黎塞留

亨利四世去世时,新国王路易十三才10岁,无力处理政事。国家的动乱,就需要一位强臣来处理。他也是通过太后信赖而登顶。与张居正颇为相似。

1624年,黎塞留成为路易十三的首席大臣,兼法国实际统治者。一个人能行驶独一无二的权力,不在于他有通天本领,而在于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支持力量。黎塞留的统治基础就是王室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支持。

黎塞留基本继承了苏利公爵的政策。坚持重商主义国策不动摇,以从政的资产阶级(穿袍贵族)稀释封建贵族的血统影响,削弱三级会议省的征税自主权。只是他做得更加坚决。

黎塞留的创新之处在于拓展了法国的海外贸易,占领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,组建贸易公司与荷兰争夺市场,与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加强贸易合作。进一步提升了国力和丰富了税源。

黎塞留政策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,在人口不增反减的基础上,1624年财政收入3500万,1634年达到6000万,是亨利四世时期的3倍。

有了钱,黎塞留才能创建38艘舰艇的大西洋舰队和25艘舰艇的地中海舰队,陆军人数从1626年的1.2万人增加到1635年的13万人,而且都是新式装备。法国的军事实力连上几个台阶。

二战前法国最大的战列舰取名为“黎塞留号”。

在财政结构上,卖官收入占比从1/3提升至1/2,人头税维持1/3不变,包税收入降至1/6左右。包税收入大都是与商业活动相关的间接税,占比下降一半,也体现了黎塞留对商业活动的大力支持。当然,羊毛出在羊身上,养肥的商人又通过买官还给了国家。

在社会结构上,这个时期的最大变化是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此消彼长。资产阶级得到大力扶植,贵族则得到了分化:对于叛乱贵族,要么杀掉要么流放,不惹事的贵族则继续重用,这就是“佩剑贵族”。

资产阶级的成长,也给法国带来了科学与艺术。17世纪的法国,产生了欧洲最多的数学家和许多伟大的文学戏剧。而专制王权的强大,也使得法国后来成为启蒙运动的发源地。

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,有人得到好处就会有人得到坏处。在法国,最广大的平民依然是最大牺牲品,黎塞留对他们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心。

比起艰苦的工作,长时间的休息会把他们惯坏。”

——黎塞留

黎塞留执政时期,平民的反抗从未停止。1624年的凯尔西暴动、1631年的普罗旺斯起义、1635—1637年间的克洛堪起义、1639年的“赤脚党”起义,但都被政府残酷镇压了下去。

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,黎塞留实际上是一位“国家至上”的集权大师,与中国的商鞅、桑弘羊、王安石、张居正是一样的人物。而黎塞留的政策,也确实为法国欧陆霸权奠定了基础。

1635年,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相继击败丹麦和瑞典,即将统一德意志《经济瓶颈引发的大混战——三十年战争》,这将直接关系到法国的国运发展。黎塞留果断出兵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和西班牙。

战争有多烧钱呢?亨利四世时期军事支出700万里弗尔,内乱时期增加一倍达到1500万,1635年开战直奔4400万。

这个时候,法国的财政积累显示出了威力。1635年7000万,1639年8500万,1641年达到1.2亿,增长非常快。增长动力来自于人头税和包税收入。

1635年人头税3900万,直接增加2倍,直到战争结束,一直维持在4000万左右。包税收入增加得最迅猛,从1000万增加到5000万,一度超过人头税。

财政的给力,使得征战较为顺利,西班牙和德意志节节败退。即使1642年黎塞留去世,战争也在正常推进。1648年,哈布斯堡承认失败,签订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》,法国取代西班牙开始成为西欧大陆的霸主。

法国的巅峰时刻,是以牺牲德意志为代价的;正如19世纪德意志的崛起,是以击败法国为背景的。在近代史上两国就是一对你弱我强的冤家。

若未能击败哈布斯堡,黎塞留只是和苏利公爵齐名的大臣,而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历史地位。正是他以一己之力,将法兰西带到了欧洲之巅,建立了足以俯视全欧洲的力量,他被法国人称之为“法国外交之父”。

代价就是,耗完了几十年的积累,1643年开始陷入赤字财政,法国再度爆发债务问题,迎来新一轮的动乱。


英格兰专制的中道崩殂


财政与专制,如同马太效应:越有钱,越专制;越没钱,连同你有的那一点专制也要夺走。英国就走上了没钱的不归路。

“凡有的,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;没有的,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”

——《新约·马太福音》


1

穷人欠钱难翻身

1603年詹姆斯一世成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开国君主,却很不幸,需要弥补姨祖母伊丽莎白一世300万英镑的亏空。这点钱,对法国波旁王朝而言是九牛一毛,对英格兰而言是一笔巨款。因为英格兰国王的收入太少了。

1604年,詹姆斯一世的常规收入是46万英镑。300万英镑相当于6年多的财政收入,这个债务比,与法国的亨利四世差不多。

在《国王的钱与权,从财政角度探讨英法两国的专制》说过,国王的强大,取决于军队和官僚机构;国王的富有取决于平民上缴的税收是否充足。古往今来,历来如此。这些条件,詹姆斯一世一个都不具备

亨利四世有近3万的常备军和3万人的官僚队伍,詹姆斯没有;法国是穷人缴税、富人免税,而英格兰无论是通过议会征税,还是在议会外征税,都是直接面向贵族、资产阶级这些富人。亨利四世财大气粗,詹姆斯一世财殚力竭。

一个欠债的富人,依然有大把的资源可以左右腾挪,运作得好就能缓过来;而一个欠债的穷人,基本就是等死的节奏。

詹姆斯一世一上台就鼓吹“君权神授”理论,企图对议会施加道德绑架的压力,但议会不予理会,只批了很少的钱。事实证明,没有实力支撑的理论,没人当回事。

多说几句议会特别税。英格兰的国王没有直接税,直接税征收只有议会批准的“1/15和1/10财产税”“补助金”,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法国国王没有人头税的情况。议会特别税就需要评估纳税人财富,但议会成员代表英格兰的富人阶层,他们各种方法逃税。英格兰国力明明是蒸蒸日上,但议会特别税节节走低,伊丽莎白一世前期一次能征收15万,后期只有8万,詹姆斯一世就剩下5万了。

对比法国,我们就能知道英格兰逃税多么恐怖!同时期法国直接税(人头税)1000万左右,英格兰只有法国的0.5%。依然是前两篇屡次提到的问题:向富人征税,是不可行的。

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,英国人是估计财产价值最高明的能手,他们的钱囊受到的损害最少。”

——弗朗西斯·培根

1610年,当年财政赤字5万,累计新增债务50万。詹姆斯一世无可奈何,只得在可怜巴巴的40多万常规收入身上动心思。常规收入构成中,王室领地和关税各占1/3,剩下的是一些零零散散的封建特权收入。

王室领地一直是满负荷状态,没有上升空间,亨利八世(1509—1547年在位)宗教改革中没收的大量修道院土地,亨利八世就卖了2/3了,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所剩无几,詹姆斯一世拼命卖地,也不过勉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2.5万磅的水平。

1611年国王提高关税税率和增加商品类别,关税收入直接增加一倍,达到15万英镑。这算是国王最大的安慰了。

然后大量提升封建特权收入。不断出售各种商业特权,这种特许经营权确实带来不少收入,詹姆斯一世出售的专营权是过去的2倍,每年能带来10万磅收入。还有优先购买权,国王可以低价购买商品,这种“价格双轨制”每年带来5万英镑,比过去增加1万多。但是,这种增收难以有进一步提升,因为这种“国进民退”极大损害了民间经济,超出一定边界后,就会遇到强烈抵制。

所有这一切,都起到了增收的效果,缓解了本朝债务扩大,但是除了关税其他都不可持续,能应付不断增加的开支,但解决不了债务问题,更无法应对战事,总体债务依然在增加。

詹姆斯一世还学习法国卖官鬻爵。然而,法国的售价水涨船高,英格兰的售价却不断贬值。一个男爵,1620年是1万磅,1625年降到8000,1627年暴跌至5000。国王无钱无权,官位自然也不是香饽饽。

詹姆斯一世还想通过借钱来借新还旧。俗话说救急不救穷,都铎王朝的国王们可以多次向外界借款,而且经常是无息借款,但詹姆斯一世总共才借过2次而已。

穷人翻身本就极难,还是一个欠债的穷人。最终的结果就是,1625年詹姆斯一世去世时,债务不仅没缩小,反而还扩大了100万。与法国形成鲜明对比。

并且,国王与议会(富人)的关系不断恶化,根源在于议会对国王财政的见死不救,与国王挖空心思增加税收所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,国王努力增加封建特权收入,也损害了议会代表的富人的切身利益。

工作之后,我越发相信“为富不仁”这个说法。富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,国家和百姓都是可以弃之不顾的。中外都如此,明朝灭亡时,官员家里都堆满了银子呢。

詹姆斯一世的专制努力,激发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反抗。当他们之中的清教徒企图用加尔文教限制国王时,这就是政治改革了,国王自然无法容忍,强势镇压。这才有了1620年102名清教徒远走北美,这就是《一个神权国家,怎么就成了西方民主的基石?》中提到的美国源头。


2

孤注一掷

查理一世比詹姆斯一世更为艰难。不仅面临持续扩大的债务,而且收入后继乏力,地越卖越少,官职售价越来越低,逃税越来越严重使得议会特别税不断走低。最要命的是,同时要应对法国和西班牙的对外战争。

1629年,查理一世继位才5年,债务又增加100万。父亲的财政政策,已没有前途,他必须另谋出路。

1629年,查理一世向议会“求救”,但议会拟定《权利请愿书》,要将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进行制度化。国王同意了,但他发现征税更加受限制,感觉被忽悠的查理一世,一怒之下,解散议会,进行孤注一掷的“个人统治”。此后英国进入长达11年的无议会时期,直到1640年革命爆发。

为了弥补议会特别税的缺失,查理一世重新搬出骑士罚金:所有年收入在40磅以上需要宣誓成为骑士,否则要处以罚金。这是一项古老的政策,伊丽莎白和詹姆斯都没有实施过。到1635年,共获得17万英镑,基本填补了议会特别税的缺口。

光有这个不够,必须要有持续稳定的税收。借战争需扩建海军之际,1635年查理一世向全国征收“船税”,当年就获得10万,后两年增加到20万,极大缓解了财政无力状态。但是,“船税”本就是特殊情况下征收的,年年征收就会遇到抵制,1638年降到80%,1639年雪崩至20%。

至此,财政基本崩盘

给予国王致命一击的,是1640年的苏格兰叛乱。查理一世既没有钱,也没有常备军,于是只得与苏格兰签订屈辱的停战协定,国王赔偿30万英镑。查理一世自然是拿不出这笔钱的,不得不重启议会。国王当到这份上,也算是窝囊透顶了。

在议会上,1629年《权利请愿书》的要求基本得到落实,形成了1641年制度化的《大抗议书》。国王没了财权,意味着要重组政府了。在建立新制度上,议会发生了分裂:激进的清教徒要求按照加尔文教组建民主政权,这些人占下议院的一半左右;剩下的议会成员,反对进一步变革,能限制君权即可,形成了保皇派。清教徒早在16世纪60年代就有这样的诉求,直到现在才正式成为一个选项,直观反映了英国王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虚弱的。

这实际上,就是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抉择问题。中国清末的民主革命,也发生过这样的巨大分歧。国王自然是支持君主立宪了,虽远不如专制王权,但总比下岗要强。1642年,查理一世离开伦敦,招兵买马,为仅剩的权力做垂死挣扎,内战一触即发。


小结

如果说16世纪,英国的专制只是赶不上法国的发展速度,那么进入17世纪,则是彻底的此消彼长:一个走向倒退,一个走向强化。其背后原因在于,法国国王能从全国征收源源不断的税赋,英国的财政乏力,使得它的专制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。

1642年,法国的黎塞留去世,英格兰进入内战状态,1648年法国紧随其后,也爆发投石党之乱。相似的外表,却有着不同的实质:法国是历史重复的封建贵族反抗王权,而英国无论哪方获胜,专制都是不可能了。

下篇我们将看到专制、独裁、共和、君宪的集中出现,未完待续!

END

参考资料:

[1].近代早期法国的赋税收支,熊芳芳
[2].论都铎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财政体制性质的演变,于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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